我們現在已經具有了這樣一種思維習慣：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有意無意的對事情的結果進行預測，并對行為預先設定一個主觀的結果，我們通常把這個預先設定的結果稱為期望值。當我們設定一個期望值之后，我們的潛意識就把這個預設的期望值，當成衡量行為結果的標準。
　　例如，當設定一個期望值A之后，我們的行為結果B，就與這個期望值形成了三種基本關系； A=B 、A＞B、A＜B。這三種基本關系就決定了我們對這件事情的三種心態。當A=B時，我們感到滿意，心態平衡，當A＜B時，我們感到驚喜和興奮。當A＞B時，我們感到不滿、沮喪、痛苦。例如，當我們去公司領取年終獎金的時候，我們不知道獎金的數額，我們一般會不經意之間就預設一個期望數額。其實，這種設定對獎金的實際結果沒有任何影響的。因為老板早已決定了獎金的數額。但是，這種預設卻實實在在的影響我們的心態。假如公司已決定年終獎金為1萬元。而你的期望值是5000元，當你拿到獎金的時候，你會很高興。而當你的期望值是2萬元的時候，你拿到獎金的時候，會極為沮喪和痛苦。同樣數額的獎金，卻在你的心理上形成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態。
　　同樣，對于兩個農民，同樣種植一畝土地，甲期望收入1000斤小麥，而乙期望收入300斤，結果都是收獲600斤，因此，乙是滿意的，而甲是失望的。通常情況下，期望值的預設是由習慣思維決定的，一般表現為無意識的特性，處于理智的監控之外。所以，形成的心態結果就會顯得詭秘而不可思議。典型的例證是著名的斯德哥爾摩癥候群。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兩名有前科的罪犯意圖搶劫斯德哥爾摩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后，挾持了四名銀行職員。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的時間，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，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。在出人意料的心理現象發生了，這四名人質居然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。而且在這起事件發生后幾個月，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，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。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，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。據說，當中一名遭挾持的女性，后來與綁架她的一名綁匪，在服刑期間訂婚。心理學對這種心理現象感到不可思議，因此，被作為心理學的一個怪異現象而命名為：斯德哥爾摩癥候群。
　　其實，這是一個典型的期望值設置問題，當被綁架的職員按照習慣性思維，給自己的結局預先設定了一個結果：綁匪必然傷害甚至殺害他們。在職員們設想自己必死無疑的時候，而綁匪并沒有傷害他們。其結果大大好于自己的預期。他們自然對結果感到興奮和滿意，因此對綁匪感恩戴德就是必然的了。這種的現象并不罕見，在任何一個暴力強權統治下的專制國家，大眾的心態大都是類似的情形。因為，在他們的心靈深處，對統治者的期望值比現實的情形更低，當統治者相對寬容一些的時候，大家就會感恩戴德。現在的北朝鮮就是一個典型例證。類似的情形是很多的，這應該是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。
　　例如，當你在森林遇到一只饑餓的老虎，你肯定認為必死無疑，可是，老虎沒有吃掉你，只是吃掉了一只大腿。你會感到自己很幸運，因為你得到的結果遠遠好于你的預期。假如斯德哥爾摩的四名職員是被上司或者鄰居囚禁一天，情形就完全不同。這四個職員會對上司或者鄰居怒不可竭。終生充滿怨恨。這是因為，根據他們的習慣性思維，他們對上司和鄰居期望值是對他們友善。上司或鄰居的拘禁行為。低于自己對他們的期望值，因此，他們會感到憤怒和仇恨。